关于角蛙
角蛙，科幻作者，非虚构历史类文章作者，新加坡人文类博士在读，游戏公司艺术设定顾问。作品发表于「机核网」「波托马克和春天」「异事悟」等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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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引言
重工业，是工业类型分类中一个相当笼统的类别，涵盖范围从机床、交通工具、能源到大型基础设施。它是现代生活的基石，支撑着农业播种、水电饭菜甚至更高精尖的智能手机。但它似乎也有灰暗的一面——将人变为螺丝钉、排放重金属，污染人类赖以生存的的水源空气。
不论如何，随着工厂的外迁，规划理念的转变和科技的进步，重工业逐渐从日常生活中“隐形”。在网络时代以前，大部分普通人，甚至部分工人，都只能透过高温扭曲的空气，电焊火花或更古老的蒸汽去窥见其一角。因为自始至终重工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大型设施与流水线的投入让大部分参与者都难以了解其全貌。尽管工厂承袭了传统作坊的学徒制度，但不管是新学徒还是老师傅，都难以像掌握一门手艺一样真正深入理解工业生产。
对具体生产流程的模糊认知，却并不妨碍“重工业”这一概念在人们心中的清晰形象：
“冷却塔上白汽蒸，冲天炉下铁水流，水泥做基钢做城，枕木碎石滚车轴。”
这一印象，承载着种种复杂情感。
20世纪初，重工业这个“舶来品”，迅速改变了所有人的工作生活，对这样一个巨物，人们震撼于其复杂，又恐惧于其未知。
而等到人们开始都习惯于围绕重工业生活，环绕着这庞然大物建造起树屋鸟巢时，便又开始迷恋其雄伟，且依赖其保障。
然而进入21世纪，转型和去工业化的无形浪潮席卷而来，这些钢筋混凝土城市90%的实体转瞬被冲刷殆尽，淘洗过后只剩下困惑、酒精以及带着带着铁锈味的乡愁。
重工业的兴起，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它的发展，在城市层面重塑了现实；它的演变，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与身份认同；而它的衰退，则成为了集体的乡愁。下面就从这几个层面，看看重工业的前世今生。
缘起：重工业与国家
有趣的是，强调重工业的，大都是后发国家及其人民。
20世纪初，这一陌生概念以雷霆万钧之势闯入人群，用铁、血与火，砸碎、熔炼、重铸了人们的信仰、社会关系与生产生活方式。新兴的现代国家借它重生，把握住它成了头等大事。强有力的政府干预锯开了人们的知识体系，将“重工业”的概念夹了进去，让这一曾经带来惊惧的概念，变成照耀自立自强的圣火。
由此，重工业从来自远方的威胁，变成了近在咫尺的梦想。在血缘地缘关系的废墟中，新生了民族国家这个机器巨人，举起缭绕着蒸汽与铁水的火炬，俯下身，用低语填满大地的每一寸空间，对人们喃喃地许下诺言：
为这支火炬加薪添柴吧，你们投入的越多，我的动力便越强大，能载着你们脱离血与泪的泥潭，重新矗立在这大地上！
人们痴迷于重工业，还来自于掌控它的信心。虽然每个人都只能看到重工业的一小部分，但人们相信这齿轮之间有着紧密咬合：只要转动了“一”，那么“二三四五”就必然会发生；只要遵循正确步骤去投入，就一定会有确定的产出。相比于渔猎游牧农耕年代，忙活一亩三分地、再将丰收和饥荒都赌在天意上，重工业时代的人们仰赖新的组织分工，让成百上千人投身于一个项目，集体协作带来的安定感和对于产出的确信，足以让饱受丰年荒年轮回之苦的人们前赴后继。
除了普通人的心态转变，更重要的是国家与政府的态度。对受重工业冲击后重生的政府来说，尽快发展重工业以赶超其他工业国成为第一要务。而重工业需要大量前期投入，回报缓慢，使得政府的直接参与必不可少。
因此，20世纪有一个跨越不同意识形态的共识，就是“超工业主义”（Hyper-Industrialism）1。其核心便是国家相信自己能够依靠规划与行政的力量向重工业倾注资源，以便在极短的时间里实现经济的工业化，增强自身的生产与军事实力。
这一思想还与“高现代性”（High Modernity）2紧密相关。即政府利用科学技术扩大生产，满足生产生活需求，不但要把控自然规律，还要设计符合科学发展理念的社会架构。
这一“国家主导工业发展”的思想，由来已久。它起源于启蒙时代圣西门对于理性、规划和大规模产业与基建的追求；后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通过进口替代来帮助德国、美国建立工业，并赶超英国；直到19世纪末，在俾斯麦与大久保利通的力推下，在后发工业国德国与日本广泛推行；再后来，又通过梁启超与宋教仁等人进入中国，同时期张謇所提倡的大力发展“棉”和“铁”的工业来保障自己的经济命脉也与这一思想异曲同工。
而“重工业”真正被摆到国家头等大事的位置上，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分不开的。面对全面总体战，德国军需局长瓦尔特·拉特瑙设立军需公司3，控制了所有的重工业，并用打孔计算机和行政调配的模式，建立了第一个“计划经济”体系。
这一模式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它展现了组织、动员与分工对于重工业生产如此重要，才使得现代国家将重工业视作国防与生产的根本，也更让重工业不再只关乎其员工，而是要渗透到每个人的生活中。这使得人们不再将重工业视作一个宏伟的美梦，而是直接感受到重工业，像脸上的煤灰，和喷射到皮肤上的蒸汽一样现实。
空间结构重塑：重工业与城市
重工业与现代国家的结合，不仅改变了社会关系和组织方式，还直接改造了空间。新型城市的塑造无疑是重中之重。
首先，城市选址与前工业时代就大不相同。古代城市大都沿河而建，解决用水、便于运输与贸易，充分利用天然优势。而工业和技术力量的掌握，却让另一种地理优势获得了青睐：矿山，尤其是铁和煤。就这样，一座座为了重工业的梦想设立的城市，在原本交通不变的矿区拔地而起。苏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直译为“磁铁山”）原本只是一座哥萨克的小村落，因其地质层中有60%的铁矿，便在斯大林的第一次五年计划中一跃成为最著名的钢铁生产中心。类似的，中国的鞍山曾经分属于多个县乡，到1937年为了设立钢厂，才正式在行政区划上变成一个城市。
此外，交通基础设施也随之变化。传统城市依赖天然河流作为纽带，工业城市则依靠人工设立的铁路线。如果说河流是一种谁都可以入局借力的公共物品（public good），那么铁路线对点的运输模式则更适宜重工业的单一大宗产品运输。因此，自19世纪晚期开始，沙俄和日本已经开始改造侵占的中国东北。沈阳的城市规划博物馆里，有几张记录“中国东方铁路”规划的“T字型”地图，横向从满洲里一路到绥芬河，纵向从哈尔滨穿过长春沈阳一直到大连，便于重工业产品运输。
其次，城市的布局也被重新改造。前工业时代的城市，有时围绕领主的堡垒自然形成，中间是“堡”，外部是“市”；有时，是按照功能规划的“外城内市”。无论哪种形式，市场、行政、及宗教力量都起决定性作用。但随着全国范围的重工业铺开，和铁路网建设，城市本身也融入更大的工业分工体系。自此，许多原本带着近代气质的“消费的城市”就被重塑为“生产的城市”了，城中一切“非生产性设施”便都是为了“生产性设施”而服务。道路、轨道交通和居住社区被重新规划，以便工人们快速到达工厂，而工厂则距离交通枢纽更近，以便货物的进出装卸。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城市规划的其中一个起源也来自19世纪晚期，拿破仑三世与法国塞纳省省长乔治-欧仁·奥斯曼对巴黎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大量拆除了老旧狭窄的中世纪街道，填平了臭水沟，以宽阔、通风、草木茂盛的大街取而代之，规划建设了便于市内交通的大十字路。这一理念伴随着重工业也扩散到了东亚，沈阳火车站前的马路便是典型代表。日本侵略者在规划他们所称的“南满铁路附属地”时，便遵照了当时最先进的现代城市规划：设立90度交错的“井”字道路，便于通行；又从沈阳火车站辐射出三条主干道，便于对外货运。
当然，这些理想化的规划在现实中遇到诸多挑战：拨款不足，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的冲突，风向问题导致高污染空气直接飘进居民区……这让原本看似完美、旨在服务重工业发展的城市规划，蒙上现实的煤灰。同时，废水废料的排放，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上水道下水道的设立以及电力供应的保障，都让这些新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是规划层面，更是治理层面的难题。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也一直是文艺作品关注的“重工业的另一面”——在燃料中咆哮的钢铁巨兽，有着无法想象的巨大动力，但是如何让它遵照既定轨迹，按人们的意图前行走，永远是最艰难的挑战。
社会关系重塑：重工业与人们
除了将重工业视作伟大的、近在咫尺的梦想，或是聚焦于按完美蓝图打造、却充满问题的新兴重工业城市，更多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倾向于关注重工业城市中的“日常”，探索重工业是否在意想不到的方面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就像锅炉工加煤让火车头冲刺翻山之后，在漫长平原上坐下来擦擦汗一样，重工业时代人们的生活，依然要从柴米油盐酱醋茶说起。
不单是中国，许多将重工业与计划经济结合在一起发展的地方，都对“单位”以及其衍生的“大院儿”概念不陌生。重工业强调大规模投入的长期的集体协调，因此伴随工业生产的集体化组织，诞生了全新的集体生活方式。许多老一辈都能回忆起集体在大院里看电影的场景，而食堂、医院、澡堂和学校也大都与所在的工业单位绑定，这形成了很多独特的生活方式，比如我常听父母在电厂工作的朋友提起，因为电厂有冷却水，自己所在的大院儿从不缺热水。
娱乐方式同样以集体形式“组织”起来。伦敦码头博物馆，就介绍了码头附近的工业区如何发展出自己的足球队，不单是工人通过工作增强了协作能力，更因为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时间变得固定，围绕工厂的人们可以轻易地在同一时段组织起一场球赛了。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中国东北的足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出类拔萃。
另一方面，工业新城的建立总会汇集一大批五湖四海的新人，促使人们在超越地域和血缘的联系中凝聚。除了工厂员工，还有因城市建设而迁徙的群体，他们脱离了原籍与家族，围绕城里的重工业，形成对于这个新的移民城市的身份认知。《口述上海-小三线运动》一书中就提到了许多这类故事：人们因工厂建设而迁往新城市，有些甚至要寻找新工作，在此过程中围绕工厂和工业建立起了新的社会关系。
除了这些计划中的迁徙，工业的势头往往并不遵循设想的规划。不论是在哪个地方，总有许多游离于其外的群体。每次要扩大生产的时候，外来的民工是填补劳动力短缺的主力，但还有官方历史少有记录的服务业群体，比如理发的，摆摊的，甚至维修工人，一齐涌入城中，环绕着重工业的炉子生长。这些“计划外”的群体对于重工业产品的“计划外”使用也常常被书写，像是铁路子弟偷偷穿家里的工作服免费坐火车，外来劳工偷偷乘坐国企的班车去单位旁边卖豆腐，总是老一辈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衰退：锈带乡愁
信息时代通常未被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但它对于重工业城市与社会的重塑，不亚于重工业对农耕文明的改造。从英格兰的西北部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再到屡屡出现在后朋克音乐MV里的东欧老城，乃至中国的东北，“锈带”一词对任何人来说都无比沉重。人们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常谈及生产外包与产业升级，但理论转移到重工业的工人们身上，却是短促又沉闷的打击。他们很难理解，自己长时间习以为常的一切，为何在一瞬间就不再重要，变得落后过时。重工业的许诺，煤、铁数量的飙升，铁路网络的密集，明明一切都在朝着既定方向光荣地行军，一夜之间从意义到目标都失去了。重工业的圣火坛还在燃烧，只是那个机器巨人不再对他们低语。
随着新的移民城市的出现，老的重工业移民城市人去楼空，如同当时平地起高楼一般迅速。新的机床和更加难懂的技术让很多人留在原地彷徨，新的工厂对于普通人更加隐形，但新技术生产出来的商品，却比报纸和广播中的煤铁总产量更具真实感。在困惑、愤怒与不解中，重工业的昔日幻梦重生在人们的乡愁里，只是这乡愁是时间上的而非空间：人们没有离开他们的家乡，而是家乡离开了他们。
- Koji Hirata, “Steel Metropolis” (Ph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2018), 5. ↩︎
- 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 ↩︎ - 梁明德，”计划经济梦与国府的体制内左派——评“革新官僚”陈仪“，波托马克和春天，2022年05月22日，https://mp.weixin.qq.com/s/N5zL-GXmigaNBdJPMRa_bw ↩︎
审校：电蓝、万户